一个个年轻而富有才华的生命的猝然离世,为人们敲响了警钟,带给人们沉痛的反思,罪魁祸首究竟是谁?它就是心脏性心脏病发!

“人家是非洲运动员,我们很难跑完得过。”昨天在马拉松赛终点,记者听到一名观赛者如是说。

心脏性心脏病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?主要是再次发生室性心动过速,心室颤动。

那么,哪些人容易再次发生心脏性心脏病发呢?心脏性心脏病发大多再次发生在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,最常见的是冠心病及其并发症,尤其是有心肌梗死病史者;非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引起的静脉病变也可引起心脏病发,如静脉起源与走行异常、静脉痉挛和静脉炎等。其他的原因包括心肌病、心脏瓣膜病等。

“国内运动员辛辛苦苦准备一场马拉松赛比赛,连前八都进不了,谁还有动力?”李国强说,有人把激励的不足归结于我国的马拉松赛比赛数量太少,其实不然。“正常情况下,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一年最合适的全马次数是两到三场。比赛不够多,只是针对海量的业余跑完者而言。”

1、因为劳累或精神紧张出现心前区或胸骨后闷痛、或者紧缩样疼痛,大汗或濒死感,或者体力活动时感胸闷、气促、心悸,休息时可自行缓解;

美国18万运动员发1人心脏骤停 (Jim JH教授)

英国8万运动员发1人心脏骤停 (Dan S. 教授)

5、有时候会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眼前发黑,伴大汗淋漓;

但在治愈率方面,我们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。“第一反应”的创始人兼CEO陆乐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,官方统计的我国城市心脏骤停治愈率低于1 。

2004年2月6日,参加青年男子组4公里越野跑完的黑龙江队运动员侯艳民以11分45秒的成绩夺冠。图片来源:新华社

相比之下,美国对于心脏骤停的平均治愈率为15 ,像西雅图、纽约这一的发达城市能达到50 ,“但越落后、越偏远的地方肯定治愈率就越低了。”

说了那么多,不是记者非要将李文杰的事情儿和马俊仁出山硬扯上关系,而是因为现在国内业余马拉松赛比赛的大环境,像极了当年“马仲英时代”。“马仲英”是我国体育无法回避的一个过去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国家体委成立了自己的兴奋剂中心,对各运动队不定时进行检查。马仲英横空出世后,就曾有“他们的金牌有问题”这样的流言出现。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,国家体委没有派马仲英参加广岛亚运会。根据著名报告文学家赵瑜撰写《马仲英调查》中的说法,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彭冲推出的专著《彭冲与体坛风云》,首次从官方的角度证实马仲英无缘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因为7名受检运动员中2人尿检超标、4人血检超标。

1)心前区捶击:迅速有力地1~2次捶击胸骨中部。

图说:体育法相关条款明确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。

“所以,如何把快速的、先进的医疗救助送到赛道上、人倒下的地方去才是援救的关键。”

“通过AED和CPR(心肺复苏)救过来之后再把伤员交给传统的医疗,这时候就可以叫救护车、送ICU了,而这样的治愈率就和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。”

说实话,一辈子扣着“兴奋剂帽子”的马俊仁,也只是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产物。现在马俊仁回来了,但想要走老路出成绩,显然已经走不通了。

按照这样的理念,陆乐说自己的团队在5年中连续挽救了11名心脏骤停的人,累计治愈率的达到91.7 ,“我们救了12个人,只有一个遗憾地没能治愈。”

然而,在分析这些心脏骤停的案例时,陆乐也发现了很多人存在的一个误区:跑完马拉松赛心脏病发的都是没怎么经过专业训练的业余跑完友。

“我们在2015年急救的一位跑完友,他曾经有2年的专业马拉松赛训练;而同一年急救的另一位跑完友甚至本身就是武警出身,每天都在坚持跑完步。”

因此,陆乐认为心脏骤停是个概率性事情件,与跑完不跑完马拉松赛本身没多大关系,“美国官方统计,每年2‰的美国人会再次发生心脏骤停,也就是说500个人里就有1个人有心脏病发风险。”

美国每年有60万人再次发生心脏骤停,远比车祸、火灾、枪伤等带来的死亡率要高,“它在美国绝对算得上‘第一杀手’,原因就在于它的援救时间太短了,只有4分钟。”

对于马拉松赛比赛,陆乐认为,从危机管理角度看,这就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大型“灾难”,“你想想,几万人在一起再次发生危险的概率很高,所以关键还是如何预防心脏病发的再次发生。”

陆乐团队的理念逐渐在国内被接受和运用。2013年,“第一反应”开始与上海马拉松赛采合作,而上马也是我国第一家采用第三方民间的、专业的比赛急救系统的马拉松赛比赛。

陆乐团队在对曾经援救过的人进行调查后甚至发现,他们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有严重的心脏病、甚至都不需要吃药,所以并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。

“很多人都认为感冒、中暑、腹泻都不是什么大毛病,忍一忍也不会影响上场比赛。还有人甚至在体检时查出心律不齐,但仍然坚持要跑完,结果就出事情了。”

“他们的赛道设置完全不合理,比赛组织也比较混乱,当地也没有具备援救的医疗条件,这样的比赛即便是投入了再多的人力物力,一样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。”